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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動湖湘文化向工業文明轉型

        2018年09月04日 11:33:32 來源: 湖南日報

          鄭佳明 漫畫/張楊

          湖南日報記者 奉清清

          專家簡介

          鄭佳明,湖南商學院文新學院院長、湖南省政府文史研究館館員、湖南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湖南湘商研究會會長、湖南商學院湘商研究院院長;湖南省委宣傳部原副部長,湖南省社科聯第六屆委員會主席;出版《湖南城市史》《清政府封閉狀態和心態研究》《長沙歷史文化叢書》等專著和譯著多部;在長篇歷史題材電視劇《雍正王朝》《走向共和》《恰同學少年》中,分別擔任總監制和總策劃,擔任大型理論專題片《走向和諧》總撰稿。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我們要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說到底是要堅定文化自信。人杰地靈的三湘大地歷來以“文源深、文脈廣、文氣足”著稱于世,卻也有意無意地被貼上了封閉、保守的“農耕”標簽。那么,過去湖南真的就那么封閉?湖南人真的就那么保守?除卻農業文明,湖南的工商業文明就那么“黯淡無光”?近現代何以會盛極一時?在大力建設文化強省的進程中,有必要對這個問題進行梳理,找回湖南人的地域文化自信。為此,湖南日報記者近日采訪了湖南省政府文史研究館館員,湖南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鄭佳明。

          1. 作為內陸省份,過去湖南被貼上農耕文明的標簽,似乎無話可說

          湖南日報:您好!作為千百年來承載“湖廣熟、天下足”盛名的內陸省份湖南,帶有封閉保守色彩的農耕文明似乎成了標簽,您怎么看這個問題?

          鄭佳明:我們首先要明確,與農耕文明相對應的,是商業文明和工業文明,或者說工商文明。農耕文明和工商文明都是文明,只是相應對的文明內涵、文明程度、文明階段不一樣。不能簡單地說農耕文明封閉保守。

          確實,近代史開始以前,湖南是個典型的內陸農耕社會,手工業和商業基本上是本地農業經濟的補充。據史料記載,明清時期,中國有十大商幫,包括山西商幫、徽州商幫、陜西商幫(秦商)、山東商幫、福建商幫(福建商幫、廣義包括臺灣)、蘇州洞庭商幫、廣東商幫(潮商、廣府、客家)、江右商幫、龍游商幫、寧波商幫。湖南榜上無名!“湖廣熟、天下足”,彰顯的只是農業的發達與榮光。因此,作為內陸省份,過去湖南被貼上農耕文明的標簽,似乎無話可說。

          2. 湘軍政治家開展的洋務運動,開始了中國大機器工業的歷史

          湖南日報:您認為,湖南的商業文明肇始于什么時期呢?它大致有怎樣一個演進脈絡?

          鄭佳明:湖南的工業加速發展,是十九世紀五、六十年代,隨著湘軍的興起和征戰開始的。在鎮壓太平天國運動中,湘軍崛起。后又出兵援黔、援桂、援川,出兵西北平定新疆,湖南竭全省之人力物力,保障湘軍的巨大需求,由此引起湖南經濟的變化。湘軍巨大的軍火、軍需、軍餉需求,刺激了手工業的發展。湘軍的武器彈藥主要來自湖南,當局動員了大量的人力從事武器火藥制造。咸豐年間,鐵廠有百余家,長沙火藥局每年生產鐵炮數百尊,彈藥數十萬斤,民間開采煤鐵鉛鋅硫磺的小窯為數可觀;軍服的大量需求,刺激了湘鄉等地布業的發展;湘軍水師,在湘潭楊梅洲、衡陽筷子洲設廠造戰船,湘潭衡陽等地的造船業獲得迅速的發展。湖南的米業、紡織、冶鐵、造船、木材、桐油、交通、礦產等手工業更是繁榮一時。太平天國戰爭之后,湘軍裁撤,湖南的手工業一部分隨軍轉移到外地,本省的手工業失去了動力,反而蕭條下來。

          而此時湘軍政治家在兩江地區和全國各地開展了轟轟烈烈的洋務運動,開始了中國大機器工業的歷史。從“安慶內軍械所”到“江南機器制造總局”,三十年間,兩百多個現代化工礦企業遍布中國大地,開啟了中國對外開放的大門,拉開了中國現代工業的序幕。

          所以說湖南人不懂經濟不會經商說不過去,只是墻里開花墻外香值得深思。當時,內地的湖北、四川,甚至陜甘地區,也建造了一批企業,而在這場自強求富的封建經濟大轉型中湖南卻顯得頗為沉寂,只是設立了湖南機器局,并開始籌辦電報事業。洋務運動在湖南收效甚微,未能為湖南的工業近代化奠定真正的基礎,湖南錯失了第一次工業化時期發展民族工業的良機。

          3. 湘軍把湖南帶到了中國歷史舞臺的前列,也造成了湖南人的虛驕。戊戌維新時期,湖南的現代工業才出發

          湖南日報:您是否認為,是湘軍的崛起,促進了湖湘商業文明的發展?

          鄭佳明:怎么說呢。湘軍把湖南帶到了中國歷史舞臺的前列,也造成了湖南人的虛驕。本來就保守的湖南出現更為保守的現象,官民都排外,排斥現代化的東西,甚至群體性割除電線,驅逐洋人。直到甲午戰爭,湘軍戰敗遼東,湖南人才知恥而后勇,開始振作,奮起直追。戊戌維新時期,成為全國最富朝氣的一個省份,一時工礦企業遍地開花。

          盡管起步較晚、發展緩慢,但畢竟是湖南近代工業的開端,對湖南以后近代工業的發展產生了不可忽視的影響。從1904年開埠,到一次世界大戰,湖南工業有一個大發展。可以說,從1895年至1911年,在湖南省內,出現了第一批真正具有近代企業性質的工業,和具有近代企業家性質的一批實業人物。著名的官辦企業有常寧水口山礦、新化錫礦山官礦局、平江黃金洞金礦,官商合辦或官督商辦的寶善成機器公司、鄂湘善后輪船局;著名的民營公司有華昌電梯公司、開濟輪船公司、合豐火柴廠、湖南電燈公司等。這些企業的開辦者,主要有地主、官僚、商人、小手工業者。企業的性質主要有官辦、官督商辦、官商合辦和商辦。這一時期,政府確實在扎實推進官辦、官督商辦、官商合辦或者商辦企業,而且都有不同程度的發展,開啟了湖南近代工業化的大門,意義重大。

          辛亥革命成功,振興實業成為救國的一大口號,在我國出現了一個前所未有的經濟建設熱潮。湖南也不例外。在湖南主政的譚延闿,雄心勃勃,力求振興民族工業。受其影響,全省上下新的工業企業如雨后春筍般涌現,著名的工礦實業公司,有譚延闿發起組織的洞庭制革股份有限公司,黃興、龍璋等人組織的汽船公司,還有各界舉辦的經華紗廠、長沙自來水廠、湘潭玻璃廠、湖南五金業股份有限公司、湖南富國礦業有限公司、江華厚生錫礦公司、湘潭惟一高鹽礦公司、醴陵百煉公司等。一戰的爆發,也刺激了與軍事相關的工礦業的發展,作為戰略物資的銻鉛鋅鎢錳,以及鐵、黃金、銅、錫、石膏、硫磺等,在戰爭需求下價格陡漲,迅速發展。

          一戰之后到上世紀30年代,經濟發展一波三折,湖南工業發展不斷地被政治和軍事干擾打斷。被政治打斷,比如說湯薌銘、張敬堯、趙恒惕主湘,經濟搞得不好。軍事打斷更多,北伐戰爭、國共內戰、日本侵華戰爭、三次長沙會戰、一次長衡會戰,加上雪峰山和常德會戰,湖南工業遭到毀滅性打擊,經濟付出巨大犧牲。湖南的工業發展,篳路藍縷,步履維艱。

          因此,思想觀念保守,外在因素干擾,是湖南工業經濟基礎薄弱,工業化遲緩的原因。

          4. 湖湘文化成為推進近代中國變革和革命的文化,要歸功于王船山引領的思想變革。

          湖南日報:總書記說,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無論農耕文明發達也好,還是工商文明落后也罷,是不是都可以從湖湘文化里找到思想根源?

          鄭佳明:湖湘文化成為推進近代中國變革和革命的文化,要歸功于王船山引領的思想變革。王船山的重要性在于,他肯定了客觀世界的重要性,物質生活的重要性,從而也肯定了物質生產的重要性,肯定了利益和欲望的合理性。他的哲學強調從實際出發,解決實際問題。他讓儒家學說中入世的一面,發揚光大,把理學推到了一個新的歷史階段。從實際出發,這個思想成為湘人的武器,引領了近代中國的思想解放和政治變革。經世思潮、維新思潮、共和思潮、共產思潮,都從湘人開始不是偶然的。

          而曾國藩對湖湘文化的發展和傳播起到了關鍵作用。他率領湘軍平定了國內政局,發起了洋務運動,促成了同治中興。湘軍現象的出現有時代的和歷史的原因。中華民族深厚的歷史文化、不屈的民族精神和經世致用的思想方法,踐履傳統文化影響的湖南士紳是湘軍產生的土壤。理學武裝團隊,團隊率領軍隊。太平軍打進湖南,湖南地處中國內陸,宋明以來義理文脈綿延,聚集大批忠義血性士子,早就做好了走向潮頭的準備。曾國藩個人起到了關鍵作用,他以學術立身,深諳理學原道和經世學問,心懷濟世救時、勤王衛道的志向,有修齊治平、建功立業的準備,有內圣外王、追比圣賢的境界,沒有他就沒有湘軍。他使湖湘文化從理論變成了實踐,從湖南走向了全國。

          5. 湖湘文化有雙重性,對工商業發展的影響也是兩面的

          湖南日報:可是,洋務運動之后,湖南的工商業卻日漸式微,這也可以從湖湘文化中找到肇因?

          鄭佳明:是的。因為近代中國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兩大主題是現代化的政治前提,所以站在歷史前沿的湘人政治家,思考和解決的主要是政治問題。對于工商業問題,也是從政治角度出發去關注和思考的。我們看到與晉商、徽商、甬商、粵商不同的是,湘軍辦工業并非單純從經濟需要和經濟規律出發,而是從政治需要和軍事需要開始。師夷長技以制夷,富國強兵以救亡,都由政治動機和理性思考主導。所以搞經濟的這幫人,也是搞政治的這幫人,常常以搞政治的方法搞經濟,以權力推動經濟,又以權力干擾經濟。比如政治為“體”,經濟為 “用”;政治為“道”,經濟為“器”;政治為“本”,經濟為“末”等等,都顯示出湖南經濟與政治結下的不解之緣。而洋務運動中形成的國家與工業企業的關系、資本來源和所有制問題、市場機制和經濟規律問題、權力參與導致腐敗的問題等,成為中國工商業經濟的基因,直接影響了中國近百年的經濟模式。

          6. 湖南的工業發展與政治思想有較大的相關性

          湖南日報:那么,具體到湖南,工商業經濟的基因是怎樣影響經濟模式的呢?

          鄭佳明:湖南的工業發展與政治思想有較大的相關性,第一表現在主政者對工商業的影響,比如譚延闿兩次督湘,工業發展很快。后來的唐生智,抗戰期間的薛岳也做得可以。第二是思想解放的時候,觀念轉變的時候,就會形成發展的大氣候。戊戌年維新變法的思想解放,民國初年實業救國的思想解放,抗戰救國的精神大背景,八十年代初湖南思想解放的高潮,都導致湖南發展較順。第三是墻外開花墻外香。湖南人走出去辦工業成功率高一些。湘人的那種積極進取的精神,不怕困難的精神,善于學習、勇于實踐的精神,使湖南人在沿海地區的環境中,不比當地人差,而且不乏佼佼者。比如深圳湖南人的成功,就值得深思。

          7. 屬于農耕文明的湖湘文化是儒家文化很成熟、很完備、很典型的形態,價值觀需要向工商文明轉化

          湖南日報:既然傳統文化對工商文明進程作用如此巨大,我們應該如何找到產生負面影響的“病灶”,對癥施策?

          鄭佳明:湖湘文化無疑是農耕文化。湖湘文化形成于漫長的農耕社會,是典型的農耕意識形態。當然,農耕文明不是落后的東西,只是一個歷史階段的文明,它為人類留下極其寶貴的歷史遺產。

          農耕文明最基本特征是,農業生產方式改造自然的空間很小,人與自然的關系,長期停滯不前,人們只好通過調節人與人的關系來解決需求增加帶來的經濟和政治問題。有限的資源,增長的需求,農耕社會形成按權力分配財富的原則,權力成為農耕社會的價值本位。專制、等級、特權、宗法都是這一價值觀的表現。

          儒家文化是農耕文化,具備以上本質特征。湖湘文化是儒家文化很成熟、很完備、很典型的形態。唐宋以后,湖南逐漸成為中華文化的重鎮,理學與湖南結下不解之緣。理學是升級版的孔孟之道,根本的還是解決“人心”問題,通過社會治理解決國家治理問題。理學的側重點是治理,不講發展,更沒有創造。所以理學思想里面是沒有工商業地位的,“去人欲”就要重義輕利;士農工商,商在末位;重農抑商,“商”受到擠壓。這是湖湘文化的重要底蘊,是湖南士大夫的深層心理結構,也是湖南發展工商業要解決的根本觀念問題。也就是說,湖湘文化價值觀要向工商文明轉化。

          8. 工商業文明的特點是,法律平等確立了人與人的基本關系

          湖南日報:那么,工商業文明價值觀的最本質特質是什么呢?

          鄭佳明:工商業文明的特點是,法律平等確立了人與人的基本關系,大工業生產和科學技術創新,使人與自然的關系擁有廣闊的空間,人的共同努力方向是提高生產力和勞動效率,建設富強的國家,為人民提供幸福的生活,效率是工商業社會的價值本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新型的工業化社會,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正這些社會主義的核心價值觀念,也是工商業發展的價值理念。

          9. 湖湘文化屬于內陸型文明,需要向開放型文明轉化

          湖南日報:除了農耕文明,還有一種說法說湖南是內陸型文明。從這個角度看湖南文化,您有怎樣的心得?

          鄭佳明:湖南地處內地,又是一個盆地,在歷史上與外部的交往比較少。這種地理上的盆地,也形成了思想文化的盆地,這個盆地,既有褒義,也有貶義。褒義是這里藏風聚氣,在這個盆地里,湖湘士子和湖湘學術,保留了中國傳統最深刻最本質的東西,形成了自己比較獨特的風格、思想、人物,孕育了非常重要的王船山、魏源、曾國藩、郭嵩燾、譚嗣同、毛澤東這樣一些大思想家。貶義是,湖南比較封閉保守,也比較“狹隘好斗”。

          一個很有趣的現象,湖南思想界和民間,常常是激進與保守同在、開放與封閉并存。精英出于理性和知識,基于國家命運關切,往往站得很高,看得很遠。但是世風、民風往往滯后,郭嵩燾的遭遇就是一例。近代西風東漸,湖南處于南北要沖,精英趨于開放,世俗趨于保守。所以湖南成為思想活躍、風云際會的地區。

          這種爭論和斗爭,對于培養革命家、思想家比較有利,對發展工商業并不如沿海那么有利。而且湖南開埠比較晚,1904年,從岳陽到長沙,到湘潭,湖南大門才逐漸打開。比起沿海地區遲了半個世紀,工業文明包括城市文明、法治文明啟蒙就晚了半個多世紀。這可能是湖南出政治家、軍事家、思想家多,巨商大賈少的原因,也是墻里開花墻外香的原因。

          10. 發揚湖湘文化優勢,創造新型工商文化,為湖南發展助力

          湖南日報:總書記強調,對優秀傳統文化要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總結近現代湘商發展之路,對我們今天實施“創新引領開放崛起”戰略有什么樣的啟示呢?

          鄭佳明:一個地方經濟的發展,總的來講有三大資源,一是自然資源,二是制度政策資源,三是思想文化資源。在不同的發展階段,這三大資源的權重不一樣,越到后面,制度和文化資源越重要。制度和政策的著眼點是人,調動人的積極性,在于保障人的發展權利和持續發展積極性。思想文化的作用在于激發人的創造性和勞動熱情,形成正確的價值觀念和職業精神。

          一種文化觀念是如何影響到經濟發展的呢?是靠意識形態的反作用,價值觀念、思想方法、精神狀態,作用于制度、政策、甚至法律,作用于政府的主要負責人、各個部門、具體的工作人員的責任感和態度,這些東西的總和,便是一個地方的投資環境、發展環境、營商環境。一方面,湖南人“心憂天下”的價值觀,是發展社會主義工商業的好觀念,要大力弘揚。湖湘文化中,以誠修身、實事求是、敢為人先、拼搏霸蠻,都是創業守業、創新創造十分需要的品質。另一方面,湖南人要自覺地摒棄保守的觀念、內陸的觀念和內斗的舊習慣。要學習吸收世界和沿海先進地區的開放精神、包容精神、合作精神、法治精神、科學精神,在處理政府與市場、權力與經濟、權力與權利方面走向更大的進步。

        [責任編輯: 左梔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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